《娱乐至死》对一切行业成为娱乐业的担忧与思考

茗轩

尼尔.波滋曼在前言以奥威尔和赫胥黎的预言作为开篇的话题导入，相较于奥威尔关于1984所预言的未来独裁统治并没有成为现实，但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与奥威尔截然相反的预言似乎快成为了现实。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作者尼尔.波滋曼的观点更倾向于后者，我们憎恨的东西或许不会摧毁我们，我们会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尼尔波滋曼所提出的核心观念——媒介即隐喻，坦率地来说这个观念是对他老师麦克卢汉的观点的延伸——媒介即讯息（也叫做媒介即信息）。所以我们先简单阐述一下麦克卢汉的观点，麦克卢汉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并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介所提示给人们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传播，媒介比传播内容的影响更为深远。尼尔波兹曼发展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观点。媒介除了介质功能，其本身也存在含义，传播信息的媒介会对传播的信息内容表达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隐蔽而不易被察觉的，即“隐喻”。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做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也就是说要理解一个事物就需要引入另一个事物，例如光是波，光是粒子，上帝是微分方程（罗素曾今宣称）。另外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具有超越其自身的象征意义，例如显微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世界，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眼镜让我们不必过于在乎先天的身体缺陷。

基于媒介即隐喻，尼尔.波兹曼又提出媒介即认识论，媒介在认识论中通过“共鸣”来发挥作用，这里承接了波兹曼对“隐喻”的理解，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波兹曼认为讲述事实的形式非常重要，表达思想的方式会影响到所要表达思想的内容。就像“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同样是一条认知论的公理，并从自古以来就享有重要的地位，书面语言比口语要更加严肃而有理性，比如一个学生更希望获得考核通过的书面证明，而不是仅仅一句你考核通过的话，另外法庭的判决也都会有书面记录，现代法律都会写在书面上，而不是某一个部落首领根据习俗和传统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因为我们的书面说明代表的是“事实”，而我们的口头通知却只是一个传言。所以如果真理存在的话，讲述真理的方式会十分地重要。

每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都会出现重大的改变，而作者首先向我们重点介绍了印刷机统治之下的认识论，印刷机统治下的话语方式——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然后再论述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是怎样变得无能而荒唐的。

首先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文字写出来，哪怕漏洞百出，想法平淡无奇，但只要写下一个句子却不表达任何意义都是很困难的，除了表达意义文字也很难有别的用处。如果要传达意义，内容自然就要严肃。作者在写下一个句子后总希望能说明一点儿东西，也希望读者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作者的内容并不一定值得信任，读者对此必须有备而来。阅读是一件需要严肃和理性的活动，需要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这些特征也就形成了印刷机统治下美国社会的话语方式的特征，这个时期，作者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

阐释时代并不会一直存在下去，一个新的时代”娱乐业时代“在逐渐代替阐释时代，而对阐释时代，也就是对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定义产生冲击的就是电报。电报让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脱离，空间不再是限制信息传播的、不可避免的障碍。在过去信息的传播速度不会超过一辆火车的速度，因为信息的传播无法超过信息传播者进行的速度。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电报，它彻底消灭；地区概念，让一整个国家甚至多个国家纳入了同一个信息网络，从而使统一一个国家的话语成为了可能。但是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电报固然让信息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但是这让更多没用的信息进入传播的渠道，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这里本不是说印刷机时代就没有无用的信息在传播，事实上在19世纪30年代就有把无聊素材作为新闻的过程，比如《纽约太阳报》，以低俗色情著名的商业报纸，这类报纸充斥着关于犯罪和性的内容。但对大多数报纸来说它们提供的信息不仅要事关当地，还要具有实用功能——要同读者面临的问题和决定密切相关，并且能帮助他们处理个人和公共事务。但电报改变了这一切，改变了信息行动比。电报将空间的隔阂彻底消除，来此大洋彼岸的信息可以轻松到达，不久之后，报纸的财富不再取决于新闻的质量或用途，而是取决于这些新闻来源地的遥远程度和获取的速度。这些信息有多少次为你提供了需要改变一天计划的信息，或让你决定采取本来不准备采取的行动，或帮助你更加了解你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不起作用，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大量无关的信息带来的最显著的问题就是信息对促成某种行动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也就是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我们面对的不是信息匮乏，而是一种处于信息的海洋却没有一滴水能喝的信息饥渴。

电报可能使一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成为一个“社区”，但在这个社区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因为这里住着一群除了了解一些最表面的情况外彼此之间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在电报构成的信息时间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所有的事情关乎每一个人，可每一件事个人都无法改变，或许你对这些新闻有很多想法，除了把这些想法提供给记者制造更多的新闻之外，你无能为力；然后，面对你制造的新闻，你还是无能为力。你能通过电报了解很多事实，但“了解”不等于“理解”，电报带来的新闻语言是完全不连贯的，前一个消息和它前面或后面的另一个消息毫无关系，电报式话语不允许人们进行历史的回顾，也不鼓励深入分析。电报将世界连为一体，但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电报的时间是一个破碎而断裂的世界，电报的社区是一个住满陌生人的拥挤的社区。

另一个对印刷术文化产生冲击的技术就是摄影术，摄影和书写是不能存在于同一个话语空间，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认，看文字却需要能理解。照片之中没有句法，没有前因后果，也没有任何抽象概念和思维，对于照片来说，就不存在脱离语境这种事情，因为照片根本就不需要语境。照片相较于文字，“看”取代了“读”，这更为轻松，也更容易成为人们进行判断的基础。以照片为中心的这些图像不仅仅满足于对语言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而且试图要替代语言诠释、理解和验证现实的功能。

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在摄影和电报的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它们的语言是图像和瞬息时刻的二重奏，一起吹响了迎接美国公众话语新时代的乐章。

在电报和摄影术之后的电子媒介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娱乐业时代

首先尼尔波兹曼不同于他的老师是一个技术中立论的支持者，麦克卢汉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比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尼尔波兹曼认为每种技术都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就像爱迪生不会把电灯泡当作电话，电灯就是用来照明，电话就是用来通话交流。每一种媒介都有自己的倾向和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印刷术就被看作展示和广泛传播书面文字的理想工具，之后它的用途就没有偏离过这个方向。我们可以说，印刷术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的。电视技术也拥有自己的倾向，那就是用来娱乐。作者并没有想要批判电视的娱乐性，其实作者也很喜欢这些，而作者想也批判的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问题不在于电视就有的娱乐性内容，这是所有的内容都由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作者并不是担忧娱乐业，而是担忧其他行业与娱乐业的界限越发模糊不清，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
在娱乐业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作者不反对娱乐，而是反对一切都是以娱乐的方式展现，理性思考被埋葬在永无止尽的无意义的娱乐之中，我们可以去游乐园，但我们不能住在游乐园。信息的更新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人们好像是为了要获取更多的信息，不停地浏览观看，逐步丧失了思考能力，失去了本该有的严肃性，最后却一无所获。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在思考。

就像前文说的，作者不是技术中立论者，但作者也不反对技术，这本书反映了作者对电视文化的担忧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说在电视机时代，就像一辆跑车油门踩到底在公路上横冲直撞，那么作者就希望能在公路上加设限速路牌，让跑车的速度慢一点，不致于失控冲向悬崖。